作者：夏智軒

K字頭的列車緩緩駛出西安站時，似是將窗外的寒冷隔絕。我靠在硬臥車廂的下鋪，聽著車輪與鐵軌規(guī)律而沉重的哐當聲，像這個時代的某種心跳，緩慢而固執(zhí)。

“小伙子，去延安？”

對面的老爺爺先開了口。他約莫七十來歲，頭發(fā)全白但梳得整齊，藏藍色的中山裝洗得有些發(fā)白，扣子一直扣到最上面一顆。最特別的是他的眼神，經過歲月打磨后有種溫和的銳利。

“是的，去找朋友。您呢？”

“回家。”他微笑時眼角皺紋像展開的扇面。

老爺爺從隨身攜帶的帆布包里取出保溫杯，喝水的間隙，目光長久地落在窗外某個看不見的遠方。

“這趟車，我坐了三十年?！彼蝗徽f，“1992年西延鐵路剛通車時，我就是這趟車的列車員?！?/p>

我來了興趣：“那時候是什么樣的？”

“那時候啊……”他瞇起眼睛，仿佛在看一部老電影，“車廂里擠得水泄不通，過道上全是人，連廁所門口都坐著人。從西安到延安要十二個小時，但每個人都高興——終于有火車了。”

他告訴我，1991年鐵軌鋪到延安時，整個城的人都跑到站臺去看。那個簡陋的站臺上，人們摸著冰涼的鐵軌，有些老人蹲下來哭了。

“我父親就是其中一個。”老爺爺說，“他是1944年走到延安的，走了半個月。他臨終前聽說延安要通火車了，拉著我的手說：‘這輩子值了。’”

列車廣播提醒前方到達富縣站。老爺爺望著窗外，突然問：“你知道西延高鐵吧？”

“知道，聽說快開通了。”

“不是快開通了。”他認真地糾正，“是已經在聯(lián)調聯(lián)試了。我兒子就在高鐵工地上，他是鋪軌工程師?！?/p>

他的語氣里有種難以言說的復雜情感——驕傲，期待，還有一絲若有若無的悵惘。

“您兒子參與建設高鐵，您一定很高興吧？”

老爺爺沉默了一會兒，目光再次投向窗外。

“我父親等來了火車，我等來了高鐵?！彼f，“三代人，等了三件不同的事。但等待的心情，大概是一樣的。”

他從帆布包里拿出一個舊相冊。第一張是黑白照片：一群年輕人站在黃土坡上，身后是簡陋的工棚。第二張是年輕的他，穿著鐵路制服，站在首趟列車的車廂門口。第三張是去年的，他的兒子戴著安全帽，站在巨大的架橋機前，背后是初具雛形的高鐵橋墩。

“這是我們家三代人。”他的手指輕輕撫過照片，“每一代人用的工具變了，車速變了，但想把路修好的心，沒變。”

列車穿過一條長隧道，在黑暗中，只有車廂連接處規(guī)律的撞擊聲。老爺爺的聲音在黑暗中顯得格外清晰：

“我當列車員時，常看到各種人。有第一次去延安感受“紅色”的老人，有去求學的大學生，有帶著蘋果去西安賣的老鄉(xiāng)?；疖嚶阶銐蚵犕暌粋€完整的故事。有一次，一個老知青在我車廂里，從上車哭到下車——他說當年離開延安時，答應過一定會回來，卻讓延安等了三十年?！?/p>

“高鐵開通后，這樣的故事會更多還是更少呢？”我問。

“會不同。”老爺爺想了想說，“等待的時間短了，但等待的故事不會少。只是從‘等待歸來’變成‘等待出發(fā)’——等待去見遠方求學的孩子，等待去談一筆生意，等待去看一場演唱會。等待的內容變了，但人總要等待點什么，日子才有盼頭?！?/p>

列車減速，還是那個熟悉的站臺，但遠處，全新的高鐵站房已拔地而起，流線型的屋頂在燈光下泛著柔和的光澤。

我與老爺爺下車，他站在站臺上，沒有立即離開。望著遠處高鐵工地上徹夜不熄的燈光，那里偶爾傳來機械的聲響，在寂靜的冬夜里傳得很遠。

“我兒子說，高鐵開通后，從西安到延安最快只要一小時。”他的聲音很輕，像是在自言自語，又像在說給我聽，“一小時，是我當年那趟車怎么也趕不上的速度?！?/p>

“您會想念這趟慢車嗎？”我問。

老爺爺笑了，這次笑得很舒展：“不會想念車，但會想念車上的人，和那些慢慢說的故事。不過——”他頓了頓，“我父親沒趕上火車時代，但他為火車能來而高興。我也許趕不上坐很多次高鐵，但我為高鐵能來而高興?！?/p>

他向我點點頭，轉身走向出站口。帆布包在他身側輕輕擺動，那里面裝著三十年的行車時刻表，幾本已經翻爛的《鐵路技術規(guī)程》，還有一家三代與一條鐵路的故事。

等待，從來不是被動地消磨時間，而是用一代又一代人的堅守，為每一次抵達鋪設路基。當高鐵終于呼嘯而過時，它將帶走的不僅是乘客，還有那些關于等待的、溫暖而堅韌的故事。

而這些故事，會像鐵軌一樣，向前延伸，永不停歇。